w 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五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决定》精神，正确把握改革方向、目标和原则，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把改革的进度和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有利于社会安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目前，我国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和行政诉讼案件，实行立案审查制，经审查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才予以立案，为有案不立留下了制度缺陷。也要尊重司法权的性质和特点，立足法定职能，遵守法律程序。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一是建立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制度机制。（二）正确处理按司法规律办事和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关系，确保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末世学的角度。
真正困绕我们法治建设的深层次障碍到底是什么？我还是认为障碍来自中国民众法信仰的缺失，是我们对法律的严重不相信，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可能前功尽弃，本意用来调控社会的法律、法规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他出生于1918年，那年代出生的人，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容易染上"忧患意识"。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从根源上看，中国社会深受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而传统文化的主旨是要达到一个无法或超法的"道德理想国"。
伯尔曼的这句话不仅很好的补充了工具论的不足，而且还用最少的话把这个法律价值化或者可以说是法律内化的问题给回答了。[2] 与宗教不同的是道德不仅仅是人的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社会普遍确信的行为规则。
他们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的方面，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而这些正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条件。上面讲到的是一般主体而言的，在我们中国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存在的特殊的主体：那就是公职人员和执政党及其工作人员。"[17] 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作为法治实现的精神先导,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仅为法制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法信仰、法观念并不没有，也不可能随一场革命的成功而得到改变，在背着封建自然经济和"人治"传统的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我们的法观念和法信仰仍是很落后、很幼稚的。为什么老百姓怕进法院、怕打官司？为什么一有诉讼就找关系网，没有关系心里就没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外的人为的因素干扰导致该赢的案子嬴不了？为什么官司打赢了，费时费钱不说，执行又是一种无言的结局？为什么一面摇旗呐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面却是当官的犯法与庶民不同罪？为什么少数执法人员会有两副面孔，一面执法犯法，吃了原告吃被告，权钱交易，另一面却在大呼要严惩腐败，要维护法律尊严？神圣的法律何在？公平何在？这些所谓的"社会医生"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社会对法律的不信任加剧，这种情形下，法律还真的有用吗？法律还真的能成为人们自觉的信仰吗？有人认为中国人法律意识低，权利观念不发达，不好打官司。在古罗马人那里,法这个词就是正义的意思,Lustus(正义)是对合乎实在法的关系和行为的称呼。
正如伯尔曼在书中所言：真正能组织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有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只是世俗的政策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第18页）。我们应当崇尚非人格化的法律的权威,破除官本位意识,使法律植根于人们的心目中,视法律为权威,奉行法律至上,相信法律是各种规范中的最高规范,并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和评价别人的行为。
这些精神形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使宗教、道德和法律相互支撑。学校推行强制教育，因而提高了识字率，这样就可能有更多的人阅读《圣经》。
但是，这还不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充分条件。"这又充满着保护各人自由的意义。我们自始自终都不曾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宗教信仰，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在君君臣臣的儒家思想中形成对皇帝这一天子的极大地信仰中。其次,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可以保证法律实施获得良好效果。"西方教会法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行为法、刑法、契约法、财产法、衡平法、诉讼法等。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对法律的认识与对其价值的认同,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长;反之,对法律的信仰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从而又推动法意识的增强。
最后，我用朱苏力老师所说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我们必须记住，从根本上看，信仰从来都不是、也无需一种言词的表白，而是一个人的活动所展现的他/她的存在方式。从这里，产生出现代人的失落、荒谬感与焦虑，产生出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的一系列文化思潮与社会运动。
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首先,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不仅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还领导人民遵守法律,这就要求执政党要率先示范地守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执政党及其成员对法律所采取的是肯定抑或是否定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一般公民对法律所持的看法。
这种状况的结果是人们的信念与行为之间无法很好统一。法律与宗教有共同要素,这就是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然而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正如这本书的介绍中所言，这是一个法学家写的历史书哲学书。在伯尔曼教授的这本书中，因为其看到整个社会对于法律与宗教的信仰地严重丧失所以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甚至现在就有些人在说人家国外制定一部宪法几百年都不曾改变，而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把我们的根本大法改了好几次，对一个根本大法况且如此，那其它法律岂不是更不在话下了。
相反，至少有些时候，有些法律越是需要并得到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倒更可能表明人们并不信仰它，例如文革时期打击"投机倒把"等，又比如大街上屡禁不绝的盗版光盘。法律精神来自于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宗教和道德精神给予了法律的灵魂。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体现了法的宣告性原则为单个人的活动确定条件和限度,这些条件和限度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宗教是以仪式和信仰的方式,在人的心灵深处,通过控制人的良心来控制、调节人的行为,培养人的善德品质,行好事、做好人。"[8]现在,依法治国被写入了执政党党纲和宪法文本之中,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提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但客观地讲,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立法的粗糙到执法的随意,从社会整体对法律制定修改的漠视到个体守法中的恶意规避,法律信仰缺失的影子的确随处可见。
这就给爱的信徒一个传播其信仰的成功机会。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在法律具体的运作中，政治结构的不合理，政权权力的无限扩大压抑着法律的正常发挥，权力与法律的争斗交错，法律与政策、法律与党的作用混淆都可能使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或政策的补充物。就今天中国的法律运作现状而言，虽说，每个公民都生活在法律之下，但还并不意味着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就密不可分了，仍有一部分人漠视法律的存在，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被动地体验着法律。除了深刻的体会到那种忧虑，我们会更多的想到中国的具体实际。
这个结论,不难从西方社会的宗教、道德和法律的历史和现实中得到说明。三、法律必须被信仰 我们能理解伯尔曼教授在那种背景之下的忧虑，这是一个法律家哲学家从细微处发现并提出让世人注意并且着手解决问题，不能不说其没有警世作用。
[8]谢晖：《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2期。伯尔曼教授在书中谈到爱与法律的关系时指出:"无论对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爱都被认为是律法本身之所在,而律法--既包括其行为的具体,也包括其道德的抽象原则--则要成为爱的体现。
[5]西方文明始于希伯来,希伯来的法律与宗教不分。这三个手段能发生良好的协调作用,就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核。
